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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宣传部长张宗海接受一水泥厂厂长贿赂而落马-【新闻】

发布时间:2021-05-24 08:35:16 阅读: 来源:童裙厂家

重庆宣传部长张宗海接受一水泥厂厂长贿赂而落马

5月18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共重庆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资料照片)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宗海有期徒刑15年。  1997年至2002年,张宗海利用担任重庆市黔江地委书记、黔江区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重庆市缙云水泥厂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并收受雷某人民币300万元。张宗海将该款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张宗海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协助追回全部赃款和非法收益款,认罪态度好,并积极检举他人,法院依法从轻处罚。  张宗海是重庆市迄今因经济犯罪去职并被判刑级别最高的官员。“心里要时刻装着一双草鞋”,曾是这名靠苦干从基层走上人生巅峰的高官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这个“草鞋公仆”被商人利用、与商人勾结,从而蜕变、腐化、成为囚徒。张宗海的教训值得官员深思,这种现象更值得社会反思。  “城里人不会有穿草鞋的体会,可山区还有许多贫困老百姓……做一个穿草鞋的记者,做一个穿草鞋的公仆,就是让大家心里时刻装着百姓,装着自己的责任,为了更多的百姓可以不穿草鞋,为了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2003年9月26日,重庆市宣传系统“学习十六大,展示新风采”演讲比赛中,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张宗海发表即兴演讲,寄语全市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发扬草鞋精神,心中时刻装着人民”。这一天,张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副部级)仅一年多时间。“草鞋宣传部长”的美名由此传开。  2004年4月9日,张宗海提出“草鞋论”不到7个月,《重庆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八步工作法将走进巴渝乡村》的报道,这是张宗海的名字最后一次以市委领导的身份见报。同日,张宗海被中纪委正式“双规”。同年6月,重庆市委召开市委机关干部大会,张宗海一案首次披露。不久,《重庆日报》刊发消息:重庆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张曾是不少人心目中“兼具工作能力和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官”。这个谈吐不凡的前宣传部长,在金钱和美色面前,忘掉了“草鞋”,留下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记忆。  璧山任期,打造“西部鞋都”  张宗海1950年出生于重庆江津一个农村家庭,1973年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重庆江津师范学校,之后有短暂的教师生涯,后到大学深造,毕业后走上仕途。他从公社干部开始干起,一步步走上奋进与升迁之路。  1989年,张宗海从江津县委副书记调至璧山县,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次年,任璧山县委副书记、县长,1992年起任璧山县委书记,直至1997年调离。  在璧山,张赢得了较好的口碑。在璧山干部群众的眼里,张宗海工作扎实、认真、务实,没有官架子,“下乡的时候,有时会挽起裤脚,赤脚踩在泥水里,人很随和,很好打交道,几乎就没见到过他‘摆谱儿’的时候,而且思路开阔,工作能力很强”。  不少当地人坚持认为,张在璧山发起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让璧山官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1993年,刚升任“一把手”的张宗海操持了一系列研讨会,在全县开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讨论。此后,张宗海多次请国内著名人士到璧山县讲国际形势及科技发展态势,在那个年代的西部县城,此举被公认为“富有远见”,反响强烈。在不少人看来,也就在此前后,璧山经济开始“腾飞”。  璧山县制鞋传统悠久,但此前多是作坊式经营,分散在偏僻区乡,难成气候。张宗海提出了“建设西部鞋都”的口号,把这些小作坊集中到一起,并进行技术改造,产生了规模效益。如今,当地制鞋业的名气已越来越响,规模效应日益显现。2003年该县还主办了一次“全国鞋工业博览会”。日前,重庆市2004年度区县(自治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综合考评结果正式出炉,璧山位于“渝西经济走廊”之首。  主政黔江,“火车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  1997年4月,张宗海调离璧山,任重庆市沙坪坝区委书记一职。仅仅三个月后,他又调任黔江地委书记———此举在当时被不少人理解为“委以重任”。  黔江曾有“养儿不用教,黔江走一遭”的顺口溜,意思是说,家长要教育小孩,只需让他们去黔江走一遭,他们自然会懂事许多,黔江的贫困可见一斑。  当时的黔江地区下辖多个民族自治县,是不折不扣的“老少边穷山”地区,属于国家划定的18个集中成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交通不便。那时,从重庆市区坐车到黔江,最快也要七八个小时。作为国家级贫困地区,重庆市的扶贫工作重点也在这里。  现在看来,黔江任职的5年在张宗海的仕途中殊为关键。张给黔江带来的最突出的变化,仍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被精炼成“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被广泛宣传,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张上任后,把黔江的工作重心“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城镇经济为主”,“城镇带农村,工业带农业,城乡一体共繁荣”。  此前,黔江的城市面貌很是破败,张提出“拆围墙,建广场”计划,在其主政期间,黔江出现了第一条步行街,还建设了号称“重庆最漂亮广场”的大众广场,建成了“十里绿色长廊”河滨公园,城市环境焕然一新。建设过程中,张还曾组织一批官员到大连等地考察。  建制级别的提高,使黔江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人口迅速增多,城市管理难以跟上。张宗海专门选拔优秀的年轻人进入城管大队,对公厕实行拍卖经营,制作标准售货亭给经营户,建设专业市场给流动商贩,实行集中管理等。结果,黔江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面貌一新。  偏处山区一隅的黔江景点原不知名。张就任不久,就表示“黔江不是没风景而是少吆喝”,专门组织媒体进行集中宣传,使黔江在短时间内名声大噪,并开始系统发展旅游业。  张在黔江主政期间,最为引人瞩目的有两件事。黔江至今流传一个民谚:“张宗海,确实凶,铁路走了一个弯弓弓。”说的是被视为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的渝怀铁路(连接重庆市和湖南省怀化市),按照原设计,只经过彭水县,但张找到有关部门,争取让铁路在黔江区拐了一个几十公里的弯儿,以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农民致富。这一说法并无权威的信息来源,但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渝怀铁路,确实将途经黔江。  第二件事是在张任期内的2000年,辖区内的重庆乌江电力集团公司如愿上市。乌江电力集团是1994年挂牌成立的国有企业。1999年,经重庆市政府批准,乌江电力集团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黔江的南海(集团)公司等数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重庆乌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和璧山一样,张留给黔江不少干部好的回忆。其中登峰造极的说法是:“没有张宗海,就没有现在的黔江。”2002年,张宗海履新,就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30日,张当选为市委常委。至此,经过约30年的打拼,当年的农村少年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仕途得意,黄鳝贩子“烧冷灶”得回报  张宗海由穿官服转为穿囚服的过程中,不能不提到另一个重要角色。在关于张案判决的权威报道中说,1997年至2002年期间,被告人张宗海利用担任黔江地委书记、黔江区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收受重庆市缙云水泥厂法定代表人雷某(另案处理)人民币300万元。张宗海以他人名义将该款用于其个人投资房地产,获取非法收益人民币122.9万元。案发后,上述赃款和非法收益被依法收缴。  此间舆论一般认为,上述调查结论中的“雷某”,实指张在璧山工作时通过买黄鳝结识的“死党”雷世明。有报道援引雷世明好友的话介绍,雷生于1966年,璧山县城北人,10多岁起就开始在外面打工,后来卖起了黄鳝。  1990年,张宗海来到璧山县当副县长,常到菜市场买菜,每次总会买一些黄鳝回家。“每次称黄鳝时,明明是一斤黄鳝,雷至少会给张称一斤半。”后来,张不再来菜市场买黄鳝了———雷每天早晨出摊时,都会从桶里选出最大最好的黄鳝,放在一个桶里装着,无论是谁,出再高的价钱都不卖。下午5时,雷便把那些预留下来的黄鳝杀了,用袋子装好,给张送去。就这样,雷世明凭着自己的精明心计,和县领导张宗海熟识。没多久,雷贷款办起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黄鳝养殖中心。  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雷去张家时,看到他大腿上生了一个毒疮,听他说在医院打了几天点滴都没好,二话没说,就用嘴把那些毒水吸了出来。如此培养出的“友谊”,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随后,雷世明开始发迹。有报道称,雷“通过上面的一些关系”,花800万元买下了位于璧山境内的重庆缙云水泥厂,随后,某集团为了收购该厂总共花费了2000万元。这意味着,雷世明仅通过这一笔买卖就赚了1200万元。  在张宗海成为黔江地委书记以后,雷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多处报道称,雷世明参与了“乌江电力”上市的过程,从中捞取了不少油水。“乌江电力”上市后不久,就用一级市场上募集的5亿多元资金中的7143万元收购了缙云水泥厂所属的广汉星荣水泥厂……  在张宗海升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雷依靠此前成立的重庆国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入股重庆广电网络公司,随后,雷成为重庆广电网络公司的董事。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本案与其他权钱交易案略有区别之处,也正是在此:向张行贿的,是与张在基层工作时结识的、交往10多年的“哥们儿”。张在为“朋友”谋利之际,也从“朋友”处为自己谋利。雷原本一介商贩,攀附上当时尚难称地位显赫的张后,随着张的升迁而财运日进。  雷的发家之路,在重庆民间被形象地称为“烧冷灶”。其运作模式是:有如炒股时精心选择“绩优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瞄准基层中仕途看涨的官员,精心培育,“积深水、放长线、养小鱼、钓大鱼”。  回顾起来,雷的选择可谓“精明”,若非“赌”沟翻船,他或许仍会过着当年收购废旧钢铁或贩卖黄鳝时断然不敢想像的富裕生活。张、雷二人结成的这种利益共同体,从概率上讲,东窗事发的可能性也比其他行贿受贿行为相对小一些。相关人士认为,“烧冷灶”现象给现在的反腐斗争提供了一个新课题。  性问题翻船,张氏“选美三标准”和“男人三件宝”  据称,张宗海是由于重庆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一案而东窗事发的。更具体的表述是:嗜赌成性的雷世明去澳门豪赌,最先事发,从他那里挖出了张小川,然后由张小川带出了张宗海。  张小川,原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广电局局长,前年11月25日被“双规”。因为重庆广电网络公司,和雷世明“结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小川的“双规”是由时任宣传部长的张宗海宣布的。仅几个月后,张宗海自己也被“双规”。清理所有线索,雷世明的赌博似乎是张“出事”的引子,而关于张“澳门豪赌”的传言,一度成为张宗海一案中最吸引眼球的部分。  当时的消息称:“张宗海多次同张小川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1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但数天后,某权威媒体援引中纪委官员的话说,张宗海的问题“主要是受贿300万元以及生活腐化问题,尚未发现其在澳门豪赌的事实”。这个显然意在“正视听”的消息得到本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记者在重庆工作多年,也没有听到有关张宗海好赌的说法。  此后,《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则报道指称张在两性关系上非常混乱。报道说,据知情人介绍,张宗海在重庆有家,妻子老实本分,有一儿一女。但他长期在重庆某饭店包房,经常带不同的漂亮女人回去过夜。据说张选女人有3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说法是,张宗海被宣布“双规”时,办案人员在他的公文包里发现了3样东西:避孕套、伟哥和钞票。这一被戏谑为“男人三件宝”的版本,已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笑料。女人无疑是张“翻船”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张宗海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权威报道中,有“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表述。  堕落之门,文人高官在哪里遗失了“草鞋”  “谒真武观原知万物皆循道,朝观音阁顿悟众生可成佛。”这是张宗海就任宣传部长前不久,在风景旖旎的武陵山题的对联。细品起来,该联不仅文才斐然,而且颇有哲理。“万物皆循道”,现在已无法探究,当时的张宗海是如何理解从政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为官之道”的。  事发前,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民众眼中的“文人官员”会因经济问题“犯事”。事实上,很有亲和力的张宗海不仅会唱歌、能跳舞,还写得一手好字;尤其喜欢读书,与朋友聊天,常会相互推荐最近读的好书,他的私人朋友圈子中,有大批文人。  张喜欢赋诗,时常看似随意即席来上一段古体诗,尽管并没有多高的学历,但他仍被许多人认定既有极强的工作能力,同时兼具文人气质。  他留给曾跟他接触过的人的一个记忆深刻的片段是:他与行政级别远低于自己的一群人喝酒,敬酒时,常按每人一小杯的标准,集中将酒倒在一个大杯内,然后一饮而尽———其他人喝小杯。在被广泛认可的“酒品看人品”的“酒文化”中,张以自己“耿直”的态度,赢得了不少人的好感。  在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并存,二元经济结构突出,面积8.2万平方公里的重庆,超过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总面积的两倍,却有2/3的人口在农村。这导致从基层上来的干部比较多,这些干部中不乏个人素质平平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基层干上来、政绩和能力兼具的张宗海,被不少人看成“草根长官”的范例,他的“落马”,引人深思。  坊间传闻称,张家供有精美的神龛。一名不愿具名的退休公务员就此案发表评论说:“如果他能重新来过———可惜没有如果———想必能真正践行自己所说的‘心里要时刻装着一双草鞋’,将其作为自己的为官指南。张宗海的失败,也给其他从政的官员留下了教训。”  控制官员权力缩小官商勾结空间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撰文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制度不健全,制度漏洞多,为私营企业和官员的相互利用、勾结提供了空间。  王和民说,我国是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国家,行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影响巨大。在这种环境下,私营企业所“傍”官员的级别基本与其获得的利益成正比。以资金审批问题为例,近年来,私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单纯依靠内部积累不能满足私营企业扩大投资的要求。但受借、贷款手续繁琐、额度小、利率高、担保要求高等因素影响,私营企业很难得到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这就致使一些私营企业需要通过送礼、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  另外,部分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营作风、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等存在很大缺陷,这也是其走上利用勾结官员谋利之路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些企业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无序等问题严重,为其在利益上诱导官员腐败提供了条件。  最新的一些案例还表明,个别私营业主还开始出钱出力,为官员拉关系,助其获取荣誉,晋升职务。这表明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进一步加深,其中隐含内容值得高度警觉。  “官商勾结问题现在很严重,而且越来越隐蔽。”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说,“过去很多企业贿赂官员,是赤裸裸地送钱,现在方式更‘巧妙’,查处的难度更大了”。  在任建明看来,我国企业目前的生存环境还不完善,“‘企业不找市场找市长’这句顺口溜很能说明目前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问题”。企业的市场机会并不公平,要发展,有核心竞争力还远远不够,而政府官员手里有那么多的机会,企业自然而然会去“公关”。  “从政府官员这一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任建明说,首先,目前我国政府官员的收入太低,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获得灰色收入的欲望。  其次,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尽管中央早就要求: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还是一把手说了算。而且层层官员都有机会滥用职权。“去食堂吃饭,我们一般要跟做菜的大师傅搞好关系,因为大师傅勺子抖一抖,菜的分量就不一样,一些商人与政府官员交往也是如此。”  要减少官商勾结问题,任建明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政府官员的收入,弱化官员滥用权力的动机。二是修订制度,把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减下来。三是加大反腐败力度。  王和民认为,要减少官商勾结,必须从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制度。政府要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使私营经济不用为企业的发展寻求保护,找“靠山”。要放弃某些权力,因为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准入的门槛越高,则“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的相互利用和勾结的空间就越大。  此外,王和民说,那种认为要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就要对私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网开一面的认识是错误的。政府在保护私营经济,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指导、引导的同时,对私营企业中出现的各类违法问题,要敢于和善于依法处理。  与官商勾结有关的数字  根据《暸望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1998年至2003年,中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共计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  据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所言,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相互勾结作案涉及的金额巨大。从对23名涉及私营企业的省部级官员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看,涉及私营企业主所送钱物高达1.47亿元以上。而私营企业因此所获利益往往是其付出的几十倍,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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